谈话只在曾国藩和李鸿章两人之间进行，算是“私房话”，但论的全是如何办“国事”。在曾国藩与李鸿章交接直隶总督前后的某日，当年的学生仍以“学生”的身份，去拜谒请教“老师”。“老师”尽管这时被教案事弄得狼狈不堪，但在“学生”面前仍不想丧失斯文，还不忘摆点架子。见面后不等“学生”开口，他便先问道：“少荃(李鸿章字)，你如今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冲要的关键，我今国势消弱，外人方协以谋我，小有错误，便贻害大局，你与洋人交涉，作何主意呢?”李鸿章说：“门生就是为此特来求教的。”曾国藩道：“你既来此，当然必有主意，且先说与我听。”李鸿章说：“门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
所谓“痞子腔”，是李鸿章家乡皖中土语，即油腔滑调的意思。曾国藩听了李的话，沉默着以五指捋须，过了好半天才慢慢开口，拉长声音说：“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李鸿章听出曾国藩是不以为然，赶忙说道：“门生信口胡说，错了，还求老师指教。”曾国藩眯着眼，又不停地捋起胡子来，好久才抬起眼来看着李鸿章说：“以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圣人言，忠信可行于蛮貊，这断不会有错的。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过于吃亏。无论如何，我的信用身份，总是站得住的。脚踏实地，蹉跌亦不至过远，想来比‘痞子腔’总靠得住一点。”李鸿章碰了钉子，受了这一番教训，脸上着实下不去。但他回心细想，觉得老师的话实在有理，是“颠扑不破”的，心中顿然有了把握，急忙应声道：“是，是，门生准尊奉老师训示办理。”
显然，此番津门论道，实际是曾国藩“主讲”，李鸿章“听课”。事后多年，李鸿章向别人作忆述时，还表现得对当年事情刻骨铭心，感慨不已。他说，别人讲到洋务，认为老师还不如我内行，“不知我办了一辈子洋务，没有闹出乱子，都是老师一言指示之力”。这神乎其神的“一言指示”为何?就是指曾国藩讲的“诚”字经。李鸿章对人说：“后来办理外交，不论英俄德法，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有差错，且有很收大效的时候。古人谓一言可以终身行，真有此理。要不是我老师的学问经济，如何能如此一语道破的呢?”
李鸿章
如此看来，李鸿章对曾国藩的外交之道，似乎奉若神明，佩服得五体投地了。但揣摩起来，李鸿章这样对人言，多少也不免带点儿“痞子腔”。不错，李鸿章既在早年做过曾国藩的学生，后来又在曾国藩的幕下多年，他的起家与曾国藩的提携分不开。他对曾国藩始终不失起码的尊敬，也的确从“老师”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但从曾国藩的为官生涯看，他并没有太多地涉身外交事务，而在包括处理天津教案在内的有限外交活动中，也没有表现出太出色的身手。他的“诚”字外交说，一方面是基于他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的“学理”基础，特别是他理学伦理观的推衍，另一方面，也是出自慑于列强实力强大的无奈。其实，他也明白并说过外夷“论势不论理”这样意思的话。既然人家“不论理”，靠一味讲“诚”难道就真的能够打动它?外交，从古到今都是各方为争竞本国利益的较量，可能的敷衍、迷惑和欺骗，不但是外交活动中所不忌用的，而且是其“艺术”构成的一种内容。当然，不能靠胡侃乱说耍无赖办外交，“痞”亦有道，要有它的“游戏规则”。就此而言，总体上李鸿章要远比乃师到位。并且，李鸿章在为政方面受儒家学理的牵制远没有乃师那样明显，他的“功利”色彩要浓重得多。他的所谓“痞子手段”也好，“痞子腔”也罢，无非是想在办理外交中掺入一些敷衍、迷惑和欺骗对方的策略成分而已。在“弱国无外交”的残酷法则下，这种招数的大效用自很难说，但曾国藩的“诚”字说也未必真是什么“锦囊”。李鸿章对此想必也是心中有数的，他之所以如此“贬己褒曾”，除了“尊师”的因素外，或许也与他说话对象的身份有关，他是对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庚子西狩丛谈》的口述者)如此讲的，好话好听嘛!当然，这样说并不是否认李鸿章会从曾国藩那里真的领受外交见识上的一些教益，也不是说他们两人的外交思想和行为迥相抵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