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个正在变化的时代，充满高度的不确定性，不论会发生什么，对于研究历史的人来说，眼前的一切都是庞杂无序的史料，如何淘沙捡金，如何去伪存真，牵涉到我们的价值判断、个人素养和认知，甚至是对历史的情感，同样一份史料，在不同的史家眼中，会有不同的结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是我们在面对历史材料时应采取的一种谨慎态度，即“多闻阙疑，慎言其余”，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几尝言史才、史学、史识，至清代，章学诚又加上一“史德”，简来说来，史学就是学术涵养，史识是指对事件或人物的判断，史才可解释为才智天分，史德就是心术品格。历史学家无不渴望探求真相，但在有限的条件下，探求真相往往是困难的，在一个时代，若以政治或意识形态高压箝制史学的自由发展，则无信史可言，因此，史家所要追求的事实上是一个良知，一个求真的良知，在杜维运先生的《史学方法论》中，将此称之为“史学的纯真精神”，从某种角度来说，历史是一个价值判断之举，是一个综合之举，也是一个反省之举，历史不仅仅就是过去。
随着世局的转变，史学也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在事实上，所谓的“政治史”已不能再独霸天下，“现代化叙事”与“革命叙事”内涵的对抗，或许已成为中国史学界的“范式危机”。这一“危机”对于史学研究来说，应当是一个新的契机或转折，若以台湾史学界为例，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民主化过程，对学术界影响最大的是言论思想的自由，意识形态的消解以及史料的逐渐开放，对于近现代史而言，国民革命史观不再强势，中国现代史不再等同于国民革命史，也不再等同于国民党史。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革命意识大见削弱，发掘新资料、引进新理论、提出新问题、得出新结论，已成为台湾近现代史学研究的基本精神。
应当承认，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诡谲多变，对于这一段历史的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多有资料繁富、问题复杂、事多隐晦、人多在世之困扰，但在脱开现实政治的纠缠，抛弃苏联模式、党团关系、革命史观的影响之后，一如章太炎所言“字字征实，不蹈空言；语语心得，不因成说”，归纳一段历史的演变过程，理出史事发展变化的诠释方法已成为一种可能，“史学得跟着环境变化而变化，世变愈急，史学变得愈快”，以多元取代一元，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也就是说，若想重现历史真相，必得跳开固有立场，甚至勇于超越“党见”，历史不再为革命服务，也不再为政治服务。
研究历史的人，通称为“史家”。一般说来，史家把史料变成历史的过程，常会受到环境的影响，所以，史学的观念往往会决定历史的解释。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历史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其中重要的不是古今，也不是天人，而是际变，史家与时代，就是这样一种特殊的关系。历史研究在本质上是“求真”，虽以过去之事为主体，但关心的对象却是当下。历史记载了太多的经验和教训，历史不仅仅就是过去，而是建构过去到今天的延续，是一种移动的、提出问题的叙述，对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作出合理的解释或判断，历史的功用，其中有一点，就是避免重蹈覆辙，一如西哲培根所说“研读历史，可以使人聪明”，知道今天从何而来，又该往何处去，这恐怕就是历史的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