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涟（1572年—1625年），字文孺，号大洪，汉族，明代湖广应山（今属湖北广水）人，明代著名谏官。万历三十五年进士。历官常熟知县、兵部右给事中、都给事中、副都御史。天启四年，联合上疏劾魏忠贤，被其诬陷下狱，受酷刑而死。有《杨大洪集》。
杨涟是明代晚期著名大臣、谏官、东林党人、政治家，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进士。初任常熟知县，举全国廉吏第一，入朝任给事中。明神宗病危，力主太子进宫服侍皇帝。明光宗即位，极力反对郑贵妃求封皇太后。光宗病重，杨涟上书光宗，力陈光宗过失，召见大臣，他不属大臣，亦在召见之列，临危顾命；光宗逝世，李选侍居乾清宫挟太子欲把持朝政，他说服朝臣，挺身而出，闯进乾清宫，拥太子即位，并逼李选侍移出乾清宫，安定了朝局，升兵科都给事中。
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任左副都御史，因弹劾魏忠贤24大罪，被诬陷“受贿一万两”，历经拷打，惨死狱中；后平反昭雪，谥号“忠烈”；有《杨忠烈公文集》传世。
杨涟终生致力于争“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三案以正宫闱，反阉党以遏止魏忠贤，为挽救混乱的政局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崇祯初年，诛灭魏忠贤阉党之后，杨涟冤案平反，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谥号“忠烈”
“杨涟不求家财万贯，不求出将入相，不求青史留名，唯以天下、以国家以百姓为任，甘受屈辱，甘受折磨，视死如归，有慨然雄浑之气，万刃加身不改之志。
杨涟的青年时代，正是“东林”方兴的时期，他对于顾宪成等人以天下为己任、不畏权势、敢于訾议朝政的气节非常敬佩，每遇东林讲会，他一定千方百计赶到无锡，与东林诸君子探讨性理之学，共商治国之道。彼此志同道合，逐渐成为东林党的后起之秀。万历三十五年（1607），杨涟考中进士，当了常熟县的知县。为了真实了解当地民情，他常常青衫布履，深入田间、民舍，微服察访，“遍知闾里利病。”深受当地群众的拥戴。后因“举廉吏第一”，升为户科给事中，不久又改为兵科给事中。
杨涟为人光明磊落，不肯巴结权贵。当时神宗已多年不见朝臣，郑贵妃与外朝的官吏多有勾结，垄断后宫，离间神宗与太子朱常洛的骨肉之情，居心叵测。杨涟识破了郑贵妃的阴谋，深深为太子的前途和命运担忧。在他看来，太子是一国之本，“国本”动则天下乱。因此他把稳定太子的地位与爱国忠君联系在一起，坚决支持太子朱常洛。万历四十八年（1620），神宗久病不愈，按礼应召太子朱常洛入御榻前侍药膳。但由于郑贵妃从中作梗，太子竟不得与其父相见。杨涟一面暗遣人晓谕东宫伴读王安，要他叫太子“力请入侍，尝药视膳，薄暮始还”。争取接近神宗的机会，防止郑贵妃假传圣旨，惑乱朝政。同时，杨涟又联合科道敦促大学士方从哲率百官赴乾清宫问安，以示朝臣之力。方从哲惧郑贵妃迁怒于己，便百般推诿，说：“帝讳病。即问，左右不敢传。”杨涟立即引宋代文潞公河内臣的故事，要方从哲率百僚一日三问“第令宫中知廷臣在，事自济”。方从哲不便再推，只好照办。
神宗死后，在青宫苦熬了四十年之久的太子朱常洛终于登上了帝位，是为光宗。然而，这位多灾多难的皇帝登基后四天，便一病不起。当时宫中纷纷传言，说光宗之病是因为郑贵妃进美女八人致使光宗身体亏损。又唆使中官崔文升进泻药，使其病情加重。杨涟听到这些传言深为光宗担忧，决心清除郑贵妃对光宗的威胁，于是便联络朝臣，共请郑贵妃移宫，将她从光宗身边赶开。又上疏劾崔文升“用药无状”，同时揭露郑贵妃欲封皇太后的野心。杨涟此疏，语言犀利，火药味很浓，大家都担心光宗看后会很不高兴。疏上三日，仍没有动静，正要松一口气，忽然宫中传出话来，皇上将于明日召见大臣，并特宣杨涟和锦衣卫官校。朝臣们心里都知道，宣锦衣卫官校入侍，一般都是令其执行“廷杖”。大家推测杨涟此次被召一定是凶多吉少。方从哲劝杨涟赶紧上疏请罪，杨涟执意不从，称“死即死耳，涟何罪？”（死就死了，我有什么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