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各类字典发展概况：
一、古代字书的雏形——周秦汉时期的识字课本
二、古代字书的产生
1《尔雅》——第一部故训词典
2《方言》——第一部方言词典
3《说文解字》——第一部字典
4《释名》——第一部声训词典
三、古代字书的演变
1《玉篇》——第一部楷书字典
2《一切经音义》——广释佛典文字音义的词典
3《广韵》——现存第一部完整的韵书
四、古代字书的兴盛
1《字汇》——第一部通俗易查的字典
2《康熙字典》——古代字典的定型
3《佩文韵府》——古代诗词歌赋词藻的汇辑
4《经籍纂诂》——集经传子史引文训诂之大成
5《经传释词》——经传虚词的集释
五、近现代字典词典的演变和革新
1《中华大字典》——新旧字典的津梁
2《辞源》——第一部大型综合性语文词典
3《辞海》——语词及百科词语的汇聚
4《国语词典》——符号注音和音序排列排检法的先导
5《诗词曲语辞汇释》——诗词典特殊语辞的汇释
6《综合英流大辞典》——词典编纂新领域的拓展
我国历史上出现的最早的字典在什么时候?
《说文解字》，简称《说文》。作者是东汉的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献给汉安帝)。《说文解字》成书于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年)到安帝建光元年(121年)。
许慎根据文字的形体，创立540个部首，将9353字分别归入540部。540部又据形系联归并为14大类。字典正文就按这14大类分为14篇，卷末叙目别为一篇，全书共有15篇。《说文解字》共15卷，其中包括序目1卷。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系统地阐述了汉字的造字规律——六书。
《说文解字》的体例是先列出小篆，如果古文和籀文不同，则在后面列出。然后解释这个字的本义，再结实字形与字义或字音之间的关系。《说文解字》中的部首排列是按照形体相似或者意义相近的原则排列的。
《说文解字》开创了部首检字的先河，后世的字典大多采用这个方式。段玉裁称这部书“此前古未有之书，许君之所独创”。
历代对于《说文解字》都有许多学者研究，清朝时研究最为兴盛。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王筠的《说文释例》、《说文句读》尤备推崇，四人也获尊称为“说文四大家”。
造字法上提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的谓“六书”学说。并在《说文解字.叙》里对“六书”做了全面的、权威性的解释。从此，“六书”成为专门之学。
《说文解字》内容简介
《说文解字》内容共十五卷，以小篆为研究对象，同时参照小篆以外的古文、籀文，其中一至十四卷为文字解说，十五卷为叙目，每卷都分上下两篇，实为三十卷。共收字头9353个，重文（古文、异体等）1163个，字头以小篆为准，兼有古文、籀文等异体。
唐抄本说文解字《说文解字》首创汉字部首，顺应了统一规范汉字的时代要求，根据“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牵条属，共理相贯，杂而不越，据形系联”的原则，以字形为纲，因形立训，将汉字中相同的形旁作为分类的基准，分540个部首排列，从“一”部开始到“亥”部结束，同部字的第一个字就是部首，并用“凡某之属皆从某”标明。凡同从一个偏旁的字都列在一起，讨原以纳流，执要以说详，措意于揭示词语的内在规律和词义系统。
《说文解字》正文部分重点在字形的分析，以周秦书面语言为训释对象，从字形出发，阐明篆体文字结构，追溯造字源流，以形为经，以义为纬，探求与字形结构相合的本义，阐述形音义三方面的关系，在以形归类的表象下，旨在寻求义类的确立，即通过一个个形类的分辨达到一个个义类的聚合。释义主要采用同义词或近义词解释被释词，或标示义界作定义式的诠释，或阐述语源。每一个字的说解，一般先分析探求其本义，再根据“六书”理论剖析形体结构，说明词义，用形声字声符或“读若”说明读音，解释字形与字义或字音之间的关系，用“一曰、或曰、又曰”分列义项。《说文》征引的经书古籍中不仅有《诗》《书》《礼》《易》《春秋》，还有《老子》《墨子》《韩非子》《国语》《逸周书》《楚辞》《史篇》《山海经》《司马法》《太乙经》等，涉及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王制、礼仪等不同学科的知识。
《说文解字》里的“古文”，今依大徐本所注明的重文字数是474个，主要指汉代所发现的孔子壁中书及《春秋左氏传》。就许书所列古文形体来看，与魏石经古文、宋郭忠恕《汗简》所辑传抄古文字形皆近。这种文字也称为“蝌蚪文”，是战国时代通行于齐、鲁、三晋之间的一种古文字书迹。
《说文解字》里的“籀文”是来自《史籀篇》中的文字，大徐本标明的重文数共计208个。今比照出土东周文字资料，不论秦或东方诸国均有许书籀文之用例，许多籀文字形还接近西周晚期的金文字形，表明《史籀篇》所流传的时代要早于东周，班固、许慎以为周宣王时书，大致是可信的。
在许书重文里，还有“或体”“俗体”“今文”诸名，许慎常用“或作某”、“俗作某”称之。古文、籀文与正篆是属于不同时期所存在的古汉字异文关系，或体、俗体、今文与正篆则主要是指汉世所存在的异文关系。
《说文解字》的创作背景
1、时代背景
《说文解字》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是东汉的客观条件与许慎的主观条件碰撞的结果。
第一，周秦两汉的文字、词汇研究，为《说文解字》的出现奠定了学术基础。西周有《史籀篇》，秦朝有《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西汉有《凡将篇》《急就篇》《元尚篇》《训纂篇》东汉有《滂熹篇》；还有成书于汉初的《尔雅》成书于西汉末年的《方言》；还有从地下或壁里挖掘出来的古本，从山川得到的鼎彝上的铭文：诸如此类，都为《说文解字》的成书准备了成千上万的各种体式的单字。周秦两汉《史籀篇》之类的识字课本和《尔雅》《方言》诸书，为《说文解字》的编排提供了借鉴。许慎以前的经学家和小学家关于汉字形音义诸方面的研究成果，比如“六书说”，就为《说文解字》提供了理论指导。
第二，汉代今古文学派的激烈斗争，为《说文解字》的出现奠定了思想基础。今文是指隶书，古文是指先秦六国古文。经典因记载的文字不同而分为今文经典和古文经典，这本来只是字体的不同，但研究的人却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派别。今文经学派认为经书是圣人之言，字字句句寓有“微言大义”，大可经世致用，常常断章取义，任意引申比附。古文经学派认为应该根据字义客观地解释经义，应该重视语言文字之学，树立它在经学上的崇高地位。许慎是古文经学家，他生活在东汉中叶之后。此时，正值今文经学派逐渐衰落，古文经学派逐渐兴盛。他不能容忍为要经世致用而曲解文字的现象，他猛烈抨击那些“玩其所习，蔽所希闻”的俗儒，那些“竞说字解经，喧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的“鄙夫”。他认为文字是“经艺之本，王政之始”，曲解文字必然篡改“经艺”，不利于“王政”。为了驳斥今文经学家篡改经义的说法，许慎立志写作《说文解字》。
2、个人背景
许慎求是的精神使他这种志向变为现实。《后汉书·儒林传·许慎传》说：“少博学经籍，马融常推敬之，时人为之语日：‘《五经》无双许叔重。’”可见其学识当为同辈人之出类拔萃者。《许慎传》又说：“性淳笃。”淳，纯实；笃，忠厚。就是说许慎一辈子忠厚老实，实事求是。正因为这样，他才能上下求索，博通人，力求作到小大立论，信而有证。“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说文解字·叙》）对于自己不知道的东西，让它缺着，不自以为是，强作解人。在长期的学习和研究中，许慎搜集到大量的小篆、古文、籀文资料，并且以广博的经学知识为基础，根据六书条例，在从贾逵受古学之时，即着手编写《说文解字》，在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年）正月草成这部著作。许慎在校书过程中，涉猎的典籍广而精深。当时《说文解字》的初稿虽已完成，但为了利用此机会将它补充得更加完善，迟迟不作定稿。安帝元年（119年）初六，全国四十二处地震，灾情极为严重。皇帝下诏三府，选属下有能力的官员，出补令长，安抚百姓，稳定民心。许慎朴实忠厚，又“能惠利牧养”，故被选受诏到沛国洨县（今安徽固镇）任县令。许慎致力儒学，淡于仕官，在就任县令之前，即称病回故乡万岁里，专心审定《说文解字》。三年后，即121年，《说文解字》定稿，遂让其子许冲将稿奉献皇帝。
3、书名来源
《说文解字》之名包括两层意思：一是“说文”，一是“解字”，“文”与“字”不是同一概念，许慎对此的解释是：仓颉开始造文字时，大概是按照万物的形状临摹，所以这种图画似的符号叫做“文”，这以后，那形与形，形与声结合的符号便叫“字”。“文”，就是描绘事物本来的形状，“字”的含义是说滋生，繁衍。
“字”是后起的，秦代以前，文字只称“文”或“书”，不叫“字”，“文”和“字”反映了汉字发展的两个阶段，即图画符号阶段和概念符号阶段，古文字学家称独体的字为“文”，称合体的字为“字”，独体的“文”因为不能再分解，故说明之，即“说文”之义；合体的“字”由两三个不同的“文”构成，故剖解之，即“解字”之义，上述两层意思合在一起，可作《说文解字》之名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