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杂病论》作者简介(张仲景)
张仲景
张仲景张仲景，名机，据传当过长沙太守，所以有张长沙之称。南阳郡涅阳(今河南省南阳县)人，约生于东汉和平元年(公元一五○年)，卒于建安二十四年(公元二一九年)。张仲景自小好学深思，博通群书，潜乐道术。当他十岁时，就已读了许多书，特别是有关医学的书。他的同乡何颙赏识他的才智和特长，曾经对他说：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何颙别传》)。
东汉末年，连年混战，各地连续爆发瘟疫，张仲景目击心伤。感往昔之论丧，伤横夭之莫救(《伤寒杂病论》自序)。于是发愤研究医学。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伤寒杂病论》自序)。张仲景为了学习医学，就去拜宗族中张伯祖做老师，竟尽得其传。何颙在《襄阳府志》一书中曾赞叹说：仲景之术，精于伯祖。
张仲景提倡勤求古训，认真学习和总结前人的理论经验。他曾仔细研读过《素问》、《灵枢》、《难经》、《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代医书。其中《素问》对他的影响最大。张仲景根据自己的实践认为伤寒是一切热病的总名称，也就是一切因为外感而引起的疾病，都可以叫做伤寒。他还对前人留下来的辨证论治的治病原则，认真地加以研究，从而提出了六经论伤寒的新见解。
张仲景的著作，不仅是《伤寒杂病论》一部书，还有《疗妇人方》、《五脏论》、《口齿论》等，可惜只有《伤寒杂病论》流传下来，内容包括伤寒和杂病两大部分。由于当时局势混乱，《伤寒杂病论》亦有散失，到了公元3世纪时，经过晋代医学家王叔和的整理，把伤寒和杂病划分开来加以编排。到了北宋时代又经过医官孙奇、林亿等人的校正，成为今天我们可以读到的《伤寒论》和《金匿要略》两部书。
《伤寒杂病论》确立了辨证论治的原则
伤寒杂病论
在我国医学上，医生问病情的时候，首先要了解病人有些什么症状，比如头疼、发热、伯冷、咳嗽等等以及病人的表情，还要按一下病人的脉搏，这一系列的症状称做为症候群，综合在一起的症候群，中医就称它为证。通过对证的仔细辨别，就可以讨论治疗，然后处方用药。这样的全过程，叫做辨证论治。
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自己写的序言里说道：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说明他是在继承了古代已有成就的理论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更有新的发展，才写成《伤寒杂病论》的。
东汉末年期间，社会上巫术治病、迷信鬼神有一定的市场，所以一旦患病，往往因得不到救治而威胁着病人的生命健康，张仲景看在眼里，心中非常感慨。所以在他著作的自序中写着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公元196年)以来，犹末十捻，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天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来众方卒然遭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而方震傈，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痛夫，举世昏迷，莫能觉悟，不借其命，若是轻生。张仲景如此大声疾呼，破除迷信，所以以正确的观点写成《伤寒杂病论》，决不是偶然的事情。
张仲景著作的精神和他所掌握的辨证论治的基本原则，可以归结为八纲辨证和六经论治。
八纲辨证是书中贯彻辨证论治的具体原则。所谓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是通过运用四诊--望、闻、问、切来分析和检查疾病的部位和性质而归纳出来的。在辨证时还联系病人体质以及致病因素的强弱。
六经论治是从《黄帝内经·素问》中的六经理论引出，而通过张仲景的运用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所谓六经，就是三阳经(太阳经、阳明经、少阳经)和三阴经(太阴经、少阴经、厥阴经)。
张仲景把疾病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症状，根据病人体质的强弱，引起病理生理的变化现象，以及病势进退缓急等变化，加以综合、分析，用三阳经、三阴经的名词，归纳成为六个证候类型。
《伤寒杂病论》简史
219年，张仲景去世。失去了作者的庇护，《伤寒杂病论》开始了它在人世间的旅行。在那个年代，书籍的传播只能靠一份份手抄，流传开来十分艰难。
时光到了晋朝，《伤寒杂病论》命运中的第一个关键人物出伤寒杂病论
现了。这位名叫王叔和的太医令在偶然的机会中见到了这本书。书已是断简残章，王叔和读着这本断断续续的奇书，兴奋难耐。利用太医令的身份，他全力搜集《伤寒杂病论》的各种抄本，并最终找全了关于伤寒的部分，并加以整理，命名为《伤寒论》。《伤寒论》著论22篇，记述了397条治法，载方113首，总计5万余字，但《伤寒杂病论》中杂病部分没了踪迹。王叔和的功劳，用清代名医徐大椿的话说，就是苟无叔和，焉有此书。
王叔和与张仲景的渊源颇深，不但为他整理了医书，还为我们留下了最早的关于张仲景的文字记载。王叔和在《脉经》序里说：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和鹊之妙，犹或加思;仲景明审，亦候形证，一毫有疑，则考校以求验。
之后，该书逐渐在民间流传，并受到医家推崇。南北朝名医陶弘景曾说：惟张仲景一部，最为众方之祖。可以想像，这部奠基性、高峰性的著作让人认识了它的著作者，并把著作者推向医圣的崇高地位。
张仲景去世800年后的宋代，是《伤寒杂病论》焕发青春的一个朝代。宋仁宗时，一个名叫王洙的翰林学士在翰林院的书库里发现了一本蠹简，被虫蛀了的'竹简，书名《金匮玉函要略方论》。这本书一部分内容与《伤寒论》相似，另一部分，是论述杂病的。后来，名医林亿、孙奇等人奉朝廷之命校订《伤寒论》时，将之与《金匮玉函要略方论》对照，知为仲景所著，乃更名为《金匮要略》刊行于世，《金匮要略》共计25篇，载方262首。至此，《伤寒杂病论》命运中的几个关键人物全部出场了。
《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在宋代都得到了校订和发行，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宋代校订本。除重复的药方外，两本书共载药方269个，使用药物214味，基本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这两本书与《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并称为中医四大经典——四部经典，张仲景一人就占了两部。(另有一种说法，中医四大经典为《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
《伤寒杂病论》养生思想
《伤寒杂病论》的养生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天人相应的整体观
是张仲景养生学的基本出发点和指导思想。正如《伤寒杂病论·自序》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之语所云，仲景之学。是在继承了《内》、《难》学术思想的基础之上而形成的。因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张仲景便自然地以《内经》天人相应的整体观作为指导思想，并且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他曾指出：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脏(见《伤寒论·自序》)，夫人禀五常，因风气而生长，风能生万物，亦能害万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见《金匾要略方论.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这些生动的描述，就很清楚他说明，人类生活在自然界，并作为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人类只有顺应自然界气候的发展变化，才能得以生存，保持健康。由此可见，天人相应的整体观是仲景养生学的基本出发点和指导思想。
(2)防病、抗病重视保津液。
津液之所以能防病、抗病，首先表现在津液具有固护机体、防御病邪的功能。如仲景在揭示太阳病转入阳明的机理时，一再重申亡津液是其关键条件：太阳病若发汗，若下，若利小便，此亡津液，胃中干燥，因转属阳明。正是其例。何以亡津液会导致病转阳明?因为律液乃阳明经的主要正气，津液充则阳明固，邪不可干;津液亡则阳明虚，邪气便可轻易陷入。
津液之所以能防病、抗病，其次表现在津液能驱逐病邪，削弱病势上。如阳明病，发热汗出者，此为热越。这里的热越，即言热邪发越于外。津液充沛，阳气畅运则汗出越邪，邪越则病顺。故阳明病，法多汗，而津亏则无汗，邪不得出，其病为逆。又如温热病中小便常短赤灼热，因为人要通过小便排邪。热邪一除，小便即转清利。小便利，色白者，此热除也。故临床可视小便断吉凶。小便利者，其人可治。因小便不仅显示人体津液虚实情况，而且还能反应前阴这条驱邪途径是否正常。
津液所以能防病、抗病，还可体现在津液能调整由病邪所致的功能失调并修复损伤。如太阳病发汗后，大汗出，胃中干，欲得饮水者，少少与饮之，令胃气和则愈。这是因为津液得到了补充。若津液郁滞不行，其调和作用也难以顺利发挥。
由上可知，津液抗病作用及津液抗病思想在《伤寒杂病论》中有充分反映。人们要想不得病或少得病，必须重视保护体内的津液。如张景岳说：五液充，则形体赖而强壮。人若津液不充，则筋枯髓减，皮槁毛脆，脏腑虚弱，即易为病邪所害。
(3)重视用饮食防病、治病。
《伤寒杂病论》中的饮食药物系指既可食用，又能防治疾病的动植物及其加工品。据统计，在《伤寒杂病论》112方中，一共使用饮食药物17种，计有大枣、生姜、干姜、香豉、粳米、葱白、蜂蜜、赤小豆、猪胆汁、蜀椒、乌梅、猪肤、鸡子黄、鸡子(去黄)、饴糖、苦酒、清酒。这些饮食药物遍及81个方剂，占全书方剂总数的72.32%。其中还有不少纯以饮食药物命名的方剂，如十枣汤，猪肤汤等6方，加上药食合名的方剂(如干姜附子汤)共24方，占全书的21.43%。由此可见，仲景对食疗是十分重视的，并已使其成为其学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4)时时刻刻注意保胃气。
仲景认为，机体的功能与胃气的充沛与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是因为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有赖于胃气的化生，治疗疾病的药物也需中焦受气取汁以发挥疗效。为此，他不仅重视脾胃阳气的一面，也注意到了脾胃阴液的一面。《伤寒杂病论》六经病证的治则，总的说来，不外祛邪与扶正两方面，在具体运用上，实际包括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八法。仲景于八法中，均不忘保胃气，如汗法的桂枝汤，用草、枣调补中焦，保护胃气。下法的调胃承气汤，用甘草缓急和中。补法的炙甘草汤，以甘草、大枣补益脾胃。困苦寒清热药易伤人胃气，则加入粳米。甘草调补胃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