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狄更斯在经典名著《双城记》里为我们刻画出了一个极其动荡的时代，既好且坏。光明与黑暗交织，阴影尾随其后。
狄更斯写在开头的这段话，也适用于用来描述电影《窃听风暴》。这部以20世纪80年代的东德为背景的电影，讲述了一个黑暗时代的温暖故事。当时柏林墙还没被推倒，白色恐怖盛行，数以百万计的市民都陷入了被窃听的恐慌之中。
因此，这部电影的另一个译名，也叫作《他人的生活》。它荣获了第79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奖，豆瓣评分9.1，IMDb8.5，是名副其实的高分好评电影。
简洁是整部电影的基调；冷静是整部电影的风格。
故事中的主人公魏斯曼，是一位来自德国情报机构“史塔西”的特工。所谓“史塔西”，是一个人数众多，高效且秘密的组织。二十八万六千名合作探员为这个组织工作。“魏斯曼”便是一位在里面负责监听与审讯的探员。他冷酷严谨、不动声色，就像一架精密的国家机器。他亲自出马，监听的对象是一对艺术家，男作家吉欧德瑞曼和作家的演员女友克里斯塔-玛丽娅。
吉欧德瑞曼，一位唯一拥有西德读者的亲党剧作家。他交游广阔，浪漫又热情，骨子里是向往自由的文艺中年。吉欧德瑞曼的一出舞台剧，让台下的魏斯曼察觉出了他的“反动意识”。魏斯曼因此主动请缨要求监听剧作家。
巧合的是，文化部长也有这个想法，但他却是因为看上了吉欧德瑞曼的女友，希望通过监听找到作家的污点，从而胁迫他俩来满足自己的私欲。作家的女友，叫克里斯塔-玛丽娅，是一位知名的话剧演员。她在被捕受逼问后，无奈背叛了作家，指明“叛乱文章”是作家写的，还说出了打字机的所在。最后她惨死在作家的怀里，眼神中充满了自责与迷惘。演员的招供却并没能让魏斯曼身陷囹圄。
打字机意外地被神秘人给移走了。因为缺乏证据，国安局始终无法逮捕作家，这次文章风暴也不了了之。5年后，柏林墙倒塌，德国统一。作家在知道自己被监听之后，他惊讶又疑惑。他拆开墙皮看到了遍布整个公寓的窃听设备，东德时期关于监听自己的秘密文件更是有几十万份，上面都有一个共同的编码HGWXX/7。这个编码的背后便是监听了他几年的魏斯曼。又几年之后，魏斯曼无意中看到了书店门口关于作家新书的广告：《写给好人的奏鸣曲》。
这本书的书名和他多年前偷走的作家那本曲子名字一样。他走进书店，拿起书，走到收银台。店员问他，“需要包起来送人吗？”魏斯曼，“不，他是写给我的。”一切已无需多言。
在那个黑暗的时代里，尚有一丝人性的光辉。窃听的过程是一次人性的回归之旅。愈是黑暗恐怖，愈能体现人性的脆弱与伟大。在当时的东德，窃听是秘密警察找出反动分子的主要手段，安装监听设备的桥段也侧面反映出东德社会的人心惶惶。
窃听行为，是东德的一面照妖镜。窃听探员是整个国家黑暗面的魔爪。将近十万的正式窃听探员，以及给这些秘密警察提供线索的八十万线人，一起遮蔽了东德的晴空皓月。
就在这样的黑暗环境下，我们却在魏斯曼的身上看到了人性的复苏。他本是一个孤独冷酷的探员，审讯手段极其高明。因为他的职业，他害过不少的人。他敬业、麻木又残忍。却在调查的过程中渐渐复苏了人性，当他越来越接近他的窃听对象时，他的内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当他偷走作家的诗集并沉浸进去，他的眼里第一次流露出欢乐；当他听作家弹奏贝多芬时，他禁不住泪流满面。他的眼神，他细微的面部表情，都传神的展现着他丰富的内心转折。魏斯曼人性中光辉的一面正在破冰，他原本尖锐的眼神也散发出炯炯的光泽。到最后，他甚至毫不犹豫地选择牺牲自己的职业生涯来保全作家一家。
整部电影用相当细腻的细节，展示了魏斯曼的这种内心变化。当魏斯曼偷偷潜入作家的房间，他偷出一本作家的书。他从而进入了作家的内心世界，被作家的生活给打动。
后来作家又独自弹了一曲老友送给他的生日礼物，里面的曲子悲伤而无奈。听到这儿，一向冰冷的魏斯曼也流下了滚烫的泪水。老友的逝去，作家的悲痛，时代的苍白，这一切都从作家的音符中飘进了魏斯曼的心里。这时，魏斯曼彻底地变了，他再也不是那个冷酷的探员，麻木的国家机器。
他决定保护作家一家。从那个无情的监听者转变为温暖的守护人。
此后，他在平凡的收信生活中展现着隐忍的伟大。他们从未谋面，却彼此打动。他们就像一位相识已久的老友，确切地说，是生死之交。《窃听风暴》是虚构的故事，却震撼了全球。
它给予我们向善的信念，即使在浓重的黑暗中，仍有一丝伟大的人性光辉。宛如一弯新月，不偏不移，投射在你经过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