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真正抢夺了什么中国文化
LZ请看文,我们不知道哪些是真的，但是可以估摸哪些是假的。
谣言一：韩国抢了中国的端午节
这是流传最久的一个谣言，然而其形成也最为令人费解，追索关于江陵端午祭的早期报道可以发现，在当年的报道中就有中国民俗专家出来表示“江陵端午祭其实与我们的端午节不是一回事。”但这似乎丝毫无碍于这个谣言继续传播。
韩国的端午祭实际上是由舞蹈、萨满祭祀、民间艺术展示等内容构成,这与中国人吃粽子、划龙舟、纪念屈原是两回事，惟一的相同点是都在中国的端午节期间举行。这个谣言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人们把申遗当成了注册商标，以为韩国的端午祭一旦申遗成功，中国的端午祭就“侵权”了，其实申遗的内容是一项民间活动，假设韩国申遗的就是韩国的端午节，也丝毫不妨碍中国为中国人的端午节申遗。过去几年申遗之风越刮越大，仅黄帝祭礼一项，国内就有好几个地方同时申遗，有不明真相的记者去问这么多黄帝祭申遗会不会打架，对方回答“他们祭他们的，我们祭我们的，各自都是本地的传统民俗”——可见人一旦涉及到自己的利益还是很清醒的。
当我们和西方人一样过圣诞节，就会有所谓文化民族主义者痛斥西方的“文化侵略”，而当韩国人和中国人一起过端午节，同样的人们又开始指责韩国偷了中国的东西，可见“愤怒”有时候是一种需要，有没有理由倒是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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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言二：汉字申遗，韩国又偷中国人的东西
广州的《新快报》07年12月12日报道说，汉字“申遗”在韩国已经热了一年多——其实，关于韩国拿汉字申遗的谣言，在国内倒真的是已经流传了一年多。《新快报》声称06年10月10日的韩国《朝鲜日报》就报道，韩国首尔大学历史教授朴正秀经过十年研究和考证后，认为是朝鲜民族更先发明了汉字，他建议韩国 *** 理直气壮地恢复汉字，并向联合国申请汉字为世界文化遗产。不过，韩联社13日报道说，首尔大学没有名叫朴正秀的教授，而且韩国国内也没有要求为汉字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举动。
韩国谚文倒是在联合国申遗成功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过世界共识谚文是根据蒙古文的八思巴字创造的根本和汉字没关系，谚文的样本在互联网上很容易找到，只要不是瞎子，基本上难以混淆谚文和汉字的巨大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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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言三：风水被韩国抢走，中医也成了韩医
这一类谣言属于一个历史悠久的谣言类型，大致意思是“某某东西中国人自己不珍惜，外国人已经当成宝贝了”，早些年感慨雷锋精神的缺失，就有人编出“西点军校挂雷锋头像”的谣言，如果有一天中国人不打麻将了，只怕也会有“美国人流行打麻将”的谣言出现。其实在基本的是非判断上，所有现代国家的所有人群水平都差不多，中国人也肯定不会比外国人差，外国人喜欢的不等于我们也要跟着喜欢，毕竟外国也有傻子和无聊至极的人。
关于风水申遗的谣言就很有上述特征，据称“韩国从2003年开始，就在国立中央博物馆的主导下联合数十个机关促进了风水地理说的世界遗产登记工作，将会在明年内结束登记工作”。这个谣言的出现以后，马上就有热心人士指出中国人自己不珍惜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结果又快要被韩国人抢走了。不过韩国媒体似乎有和中国人较真的爱好，韩国《东亚日报》07年12月很快就出来澄清，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和文化财厅确认后发现，风水申遗这件事情子虚乌有。
有媒体报道称韩国准备把中医当韩医去申遗，这也让一些中国人大感惊恐。其实韩国只是要拿一本韩国医书《东医宝鉴》去申请世界纪录遗产。《东医宝鉴》确实记载了很多来自中医的药方和医书，不过这本书和中国的《本草纲目》差不多，其历史意义大于科学意义，申遗成功也不等于被医学界所接受。《东医宝鉴》申遗成功后，韩国医师协会即发表《关于东医宝鉴申遗的评论》，文中指出“《东医宝鉴》中记载了很多类似‘成为隐形人的 *** ’、‘看到鬼神的 *** ’等完全不符合今天常识的内容”，文章还宣称，“《东医宝鉴》申遗成功并不意味着世界承认‘韩医’是医学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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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言四：韩国人“偷”了印刷术与浑天仪
韩国人的金属活字印刷术被承认，这倒不是一条假新闻，不过由此认为韩国“偷”了中国的活字印刷术，则纯属过度联想。在金属活字印刷术这个领域国际上只承认德国的古登堡是最早的发明者，但韩国人拿出的充分的资料记载，甚至拿出实物证明了来自韩国的同样的发明比古登堡早了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承认韩国人的此项发明，为此世界各地教科书也将作出改写。
关于韩国“抢”了浑天仪则是纯粹的误解。韩国纸币上那个貌似浑天仪的东西其实是韩国编号230的国宝浑天表上的一部分，并不是浑天仪，韩国的混天表虽吸取了中国因素但也吸取了当时新兴的西方科学因素，更大区别是韩国浑天表中心是有地球的，而中国人当时还认为天圆地方，因此浑天仪中心没有地球。其实最早发明浑天仪的也并不是中国人，而是公元前255年的希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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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言五：XXX是韩国后裔——其实韩国人没有这样说
2008年7月31日，广东《新快报》国际新闻版转载了《韩国历史教授有此研究“成果”：孙中山又成了韩国人》，报道中称，这是韩国“朴芬庆”教授的研究成果。对此，《朝鲜日报》8月1日澄清：从未报道过这一内容，这是“假新闻”。另外，韩国成均馆大学历史学系也并没有名为“朴芬庆”的教授。其实这个新闻中的“朴芬庆”很明显的来自“嘌愤青”的谐音，“嘌XX”是一句南京话，也难怪广东媒体被忽悠了。
不过“抢祖宗”的谣言越来越多样化，冒出了诸如西施是韩国人，李时珍是韩国人，姚明是韩国人后裔， *** 是韩国人后裔，熊猫的故乡发源地在韩国，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是韩国人等等多种版本。这些谣言时至今日仍然被不少人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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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言六：韩国对中国有领土要求
韩国的“广开土皇帝”也跟着这个谣言出了大名，据说，这个皇帝当政期间，韩国领土面积达到了2000万平方公里，而考虑到截止2009年9月4日，中日《间岛协约》也将满百年，韩国右翼曾两次发动国会提案，声称《间岛协约》是不平等条约理应废除——中国马上就有“学者”出来说，要警惕韩国的领土要求。
认为“韩国声称某一块土地曾经是韩国的一部分，其目的是为了韩国拥有 *** ”，这种领土概念基本上还停留在前现代，实际上任何一块土地都只属于生活在那里的人民，他们在这块土地上建立或者承认什么样的国家，相对于他们对土地的实际所有而言，是一个非常次要的问题。如果我们承认国家并非天然的土地拥有者，而只是一个历史的产物，那么“自古以来”这种说法就变得毫无意义，否则，欧洲古罗马帝国的后裔在今天的权益就根本扯不清楚，德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也“自古以来”就是墨西哥的一部分。9月4日已经过去了，韩国 *** 并没有对长白山和延边提出什么领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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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韩三国历史上一直恩怨交织，在韩国之前，日本才是中国愤青们更大假想敌，关于日本的谣言大大超过今天关于韩国的谣言，不过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文化交往频繁，中国人发现原来日本是全世界佛教最兴盛的国家，日本年轻人除了极少数荷尔蒙分泌的过剩的右翼愤青，大多没有什么想象中的“狼性”。日本人还特别喜欢炫耀自己热爱大自然，喜欢小情趣，简直像中国不成器的文学青年一样腻腻歪歪，甚至日本还出现了不少宅男和色即是空的“草食男”——要“决战沙场，马革裹尸”，这实在不是什么像样的对手。而韩国则不一样，他们似乎也很民族主义，也很讲“狼性”，也喜欢“霸气”，并且常常流露出一种大而无当的民族自豪感。
最近几十年，由于中日历史恩怨，被认为同样与日本不睦的韩国人一度成为中国民族主义想象的理想摹本，尤其是那个在日本使馆门前断指的韩国青年，也成了“有种”的代表。中国媒体曾经盛赞韩国人“生土不二”，不用日本货，但实际上韩国人用的日本货一点也不比其他国家少；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风暴席卷韩国，中国媒体赞美韩国国民为国家渡过难关纷纷献出自己的黄金，掀起全国性的献金运动从而使韩国重新站立起来，但其实国民的私人黄金都是韩国 *** 花钱收购的。这些“善意的谎言”虽然被辟谣，但是那个咬牙切齿，憋着一股狠劲的韩国人形象却保留了下来，而这显然不是一个会招人喜欢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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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关于韩国的谣言注定不会结束，就像上面说过的一样，谣言会被澄清，但谣言留下的印象却会长存。有些人以民族主义的理由和姿态在讨厌韩国人“狂妄的民族优越感”，这其实是整件事情的最荒谬之处。
辩论赛题目
一下是几个弊端，
一：“世遗会”开始对申遗进行限制
与中国一样，国外也曾有过申遗热。自1976年世界遗产协会建立《世界遗产目录》后，各国“申遗热”开始出现，截至2008年，一共有145个国家的878个项目入围。但从2000年开始，这股申遗热开始退潮，譬如，美国就将遗产保护的重点转移到国内遗产名录上，从1995年开始，就不再积极申报，也几乎没有项目入围世界遗产。
造成各国转向的原因之一，是世界遗产大会于2000年通过的《凯恩斯协议》，这项协议在2004年经过修改后规定：每年每个国家只能申报2个项目，且其中一个必须是自然遗产，而世遗会每年只受理45个申报项目。《凯恩斯协议》的出台，一方面是为了改变遗产地域分布不均衡、文化遗产多于自然遗产的现状。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为了对“申遗热”降温，保证质量而非数量。
二：申请、维护世界遗产的成本太高昂
进入世界遗产目录并不意味着财源滚滚来。世界遗产目录设立的初衷，是保护那些具有人类普遍性价值的自然、文化遗产，因此它在本质上是反对商业开发的。但申请、维护一个世界遗产的成本极其高昂，各国除了能从世界自然遗产基金会等机构获得一些补助，其它资金需自筹。于是很多国家都会对世界遗产进行商业开发，但开发一旦过度，便会遭到世遗会的警告，甚至有除名的危险。
但是，如果一国 *** 严格遵守保护原则而拒绝商业，就不得不加大财政补助或提高门票价格，但这往往又行不通，比如在美国，财政支出要按照预算严格执行，就连门票涨价，也只能在申请通过后的第二年实施，不像在我国，价格一“听”就涨了。且国会还立法将国家公园门票限制在20美元以内，涨也涨不了多少。英国甚至于2008年宣布不再申遗，因为它们发现每年世界遗产景点所带来的收入，远不及维护成本。申不申遗，很多时候也是一笔经济账，而不是全凭一腔热情。
三：申遗不是保护遗产的唯一途径
其实，英国人并不仅仅是为了节省财政开支而退出申遗。申遗只是遗产保护的手段之一，而不是最终目的，世界遗产目录建立的最重要功能，是规定当某项世界遗产因自然、战争等因素濒临灭绝时，世界人民有义务对其进行援助，我国丽江就曾因此受益。然而，濒危遗产往往只是特例，很多没有进入世界遗产目录的一般性项目，同样需要保护。1916年，美国国会就通过了《国家公园管理组织法》，之后相关法律体系不断完善，并实现了管理和经营上的分离，国家公园的管理由国家公园管理局直接行使，其日常开支由联邦 *** 专门拨款解决，而景区内的餐饮设施，统统向社会公开招标，其营收与 *** 部门脱钩， *** 只负责管理。甚至在二战的特殊情况下，国家公园管理局还 *** 了军事制造业、水电业租用公园土地的要求。而这一切，统统都发生世界遗产目录建立的数十年前。
中国：遗产是用来摇钱的
利益驱动下的地方 *** 申遗热：
2000年，就在世界各国的申遗渐渐降温时，我国申遗却开始了“逆势上扬”。仅仅列举一组数字，便不难说明申遗热背后的真实原因。山西平遥在2000年申遗成功后，游客人次、门票收入、旅游综合收入分别是1996年6.3、7.5、6.2倍。洛阳石窟入遗前每年门票收入1000万，入遗后第二年即达到2700万；云南丽江1997年申遗成功，三年后旅游综合收入就达到13.44亿元，如今更是成为几乎所有国人向往之地。这些故事无疑极大地 *** 着地方官员们的神经，他们也毫不隐讳申遗的真实动机，某省官员就曾在媒体上公开表示：“ *** 如何选择一个带动性最强的项目来推动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我们选择了申遗。从博弈论来看，文化投入的风险是最小的，文化爆发力比较弱，但持续性很强。”80年代曾流行过一句话，“文
化搭台，经济唱戏”，今日某些地方 *** 的思维，大抵也逃不出这个模式。
这种经济利益驱动下的“申遗”，与世界遗产保护之宗旨相违背，因此有人认为，2000年通过的《凯恩斯协议》，对中国来说多少有着惩罚意味。
遗产并未能得到有效保护：
对于地方 *** 来说，申遗无疑是一项风险投资，前期投入巨大，且如果没能最终入围，还难以享受到中央财政的补助。因此，很多地方一旦申遗成功，便会迫不及待地捞回成本，盲目开发，导致保护区内乱象频生。在泰山，为了修建中天门索道，著名的月观峰被直接炸掉了三分之一，且不说炸山行为的荒唐，修建索道本身就是遗产保护所不提倡的，很多国家还专门立法禁止在国家公园里修建索道，但在国内却很少有人提出质疑；在庐山，当地申报世界遗产时，将索道取下以应付专家检查，拿到“金字招牌”后又重新挂起，继续赚钱；在曲阜，2000年发生了“水洗三孔”事件，为迎接孔子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该公司组
织人员对孔府、孔庙、孔林进行全面卫生大扫除。他们竟然用水管、水桶等工具，对文物从上至下直接喷冲、直接擦拭；在乐山，2003年，一家公司异想天开地要复制阿富汗巴米扬大佛，并将建在与乐山大佛背靠背的山体上；在山西云冈，当地管理部门要花700万修建人造公园；在武当山，有600年历史复真观被改建成一座三星级宾馆；而平遥古城更是年年塌方。
乱象根源：“世界遗产”成了地方 *** 资产
对于世界遗产保护之乱象，有评论尖刻地指出：“在高度私有化和商品化的美国，国家公园属国家所有，永不出售。然而土地国有的中国，却有不少世界遗产地出让遗产资源，承包开发，分片经营，门票上市，使其企业化，股份化，从根本上改变了风景区的精神文化功能和社会公益事业的性质。” 的确，尽管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针对世界遗产管理的法律，但在《宪法》、《物权法》、《文物保护法》等有关文物和自然资源所有权的规定中可以看出，我国文化与自然遗产，主要是归国家所有，但在实际运行中，地方 *** 往往拥有了对遗产的实际所有权和处置权，中央 *** 似乎也无意与地方争夺这块蛋糕。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地方 *** 是中央 *** 的派出机构，一切听命于国家的指令性计划。而在市场经济下，这种央地关系被打破，尤其是经过1980年财政“分灶吃饭”改革以及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 *** 成为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加上官员要在限定的任期内取得政绩，追求短期利益更大化成了其必然选择。
虽然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并不具普遍性
或许只能以时间来证明这次申遗到底是政治利益的驱使还是经济利益的驱使了。
原因一：“世遗会”开始对申遗进行限制
与中国一样，国外也曾有过申遗热。自1976年世界遗产协会建立《世界遗产目录》后，各国“申遗热”开始出现，截至2008年，一共有145个国家的878个项目入围。但从2000年开始，这股申遗热开始退潮，譬如，美国就将遗产保护的重点转移到国内遗产名录上，从1995年开始，就不再积极申报，也几乎没有项目入围世界遗产。
造成各国转向的原因之一，是世界遗产大会于2000年通过的《凯恩斯协议》，这项协议在2004年经过修改后规定：每年每个国家只能申报2个项目，且其中一个必须是自然遗产，而世遗会每年只受理45个申报项目。《凯恩斯协议》的出台，一方面是为了改变遗产地域分布不均衡、文化遗产多于自然遗产的现状。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为了对“申遗热”降温，保证质量而非数量。
原因二：申请、维护世界遗产的成本太高昂
进入世界遗产目录并不意味着财源滚滚来。世界遗产目录设立的初衷，是保护那些具有人类普遍性价值的自然、文化遗产，因此它在本质上是反对商业开发的。但申请、维护一个世界遗产的成本极其高昂，各国除了能从世界自然遗产基金会等机构获得一些补助，其它资金需自筹。于是很多国家都会对世界遗产进行商业开发，但开发一旦过度，便会遭到世遗会的警告，甚至有除名的危险。
但是，如果一国 *** 严格遵守保护原则而拒绝商业，就不得不加大财政补助或提高门票价格，但这往往又行不通，比如在美国，财政支出要按照预算严格执行，就连门票涨价，也只能在申请通过后的第二年实施，不像在我国，价格一“听”就涨了。且国会还立法将国家公园门票限制在20美元以内，涨也涨不了多少。英国甚至于2008年宣布不再申遗，因为它们发现每年世界遗产景点所带来的收入，远不及维护成本。申不申遗，很多时候也是一笔经济账，而不是全凭一腔热情。
原因三：申遗不是保护遗产的唯一途径
其实，英国人并不仅仅是为了节省财政开支而退出申遗。申遗只是遗产保护的手段之一，而不是最终目的，世界遗产目录建立的最重要功能，是规定当某项世界遗产因自然、战争等因素濒临灭绝时，世界人民有义务对其进行援助，我国丽江就曾因此受益。然而，濒危遗产往往只是特例，很多没有进入世界遗产目录的一般性项目，同样需要保护。1916年，美国国会就通过了《国家公园管理组织法》，之后相关法律体系不断完善，并实现了管理和经营上的分离，国家公园的管理由国家公园管理局直接行使，其日常开支由联邦 *** 专门拨款解决，而景区内的餐饮设施，统统向社会公开招标，其营收与 *** 部门脱钩， *** 只负责管理。甚至在二战的特殊情况下，国家公园管理局还 *** 了军事制造业、水电业租用公园土地的要求。而这一切，统统都发生世界遗产目录建立的数十年前。
中国：遗产是用来摇钱的
利益驱动下的地方 *** 申遗热：
2000年，就在世界各国的申遗渐渐降温时，我国申遗却开始了“逆势上扬”。仅仅列举一组数字，便不难说明申遗热背后的真实原因。山西平遥在2000年申遗成功后，游客人次、门票收入、旅游综合收入分别是1996年6.3、7.5、6.2倍。洛阳石窟入遗前每年门票收入1000万，入遗后第二年即达到2700万；云南丽江1997年申遗成功，三年后旅游综合收入就达到13.44亿元，如今更是成为几乎所有国人向往之地。这些故事无疑极大地 *** 着地方官员们的神经，他们也毫不隐讳申遗的真实动机，某省官员就曾在媒体上公开表示：“ *** 如何选择一个带动性最强的项目来推动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我们选择了申遗。从博弈论来看，文化投入的风险是最小的，文化爆发力比较弱，但持续性很强。”80年代曾流行过一句话，“文
化搭台，经济唱戏”，今日某些地方 *** 的思维，大抵也逃不出这个模式。
这种经济利益驱动下的“申遗”，与世界遗产保护之宗旨相违背，因此有人认为，2000年通过的《凯恩斯协议》，对中国来说多少有着惩罚意味。
遗产并未能得到有效保护：
对于地方 *** 来说，申遗无疑是一项风险投资，前期投入巨大，且如果没能最终入围，还难以享受到中央财政的补助。因此，很多地方一旦申遗成功，便会迫不及待地捞回成本，盲目开发，导致保护区内乱象频生。在泰山，为了修建中天门索道，著名的月观峰被直接炸掉了三分之一，且不说炸山行为的荒唐，修建索道本身就是遗产保护所不提倡的，很多国家还专门立法禁止在国家公园里修建索道，但在国内却很少有人提出质疑；在庐山，当地申报世界遗产时，将索道取下以应付专家检查，拿到“金字招牌”后又重新挂起，继续赚钱；在曲阜，2000年发生了“水洗三孔”事件，为迎接孔子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该公司组
织人员对孔府、孔庙、孔林进行全面卫生大扫除。他们竟然用水管、水桶等工具，对文物从上至下直接喷冲、直接擦拭；在乐山，2003年，一家公司异想天开地要复制阿富汗巴米扬大佛，并将建在与乐山大佛背靠背的山体上；在山西云冈，当地管理部门要花700万修建人造公园；在武当山，有600年历史复真观被改建成一座三星级宾馆；而平遥古城更是年年塌方。
乱象根源：“世界遗产”成了地方 *** 资产
对于世界遗产保护之乱象，有评论尖刻地指出：“在高度私有化和商品化的美国，国家公园属国家所有，永不出售。然而土地国有的中国，却有不少世界遗产地出让遗产资源，承包开发，分片经营，门票上市，使其企业化，股份化，从根本上改变了风景区的精神文化功能和社会公益事业的性质。” 的确，尽管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针对世界遗产管理的法律，但在《宪法》、《物权法》、《文物保护法》等有关文物和自然资源所有权的规定中可以看出，我国文化与自然遗产，主要是归国家所有，但在实际运行中，地方 *** 往往拥有了对遗产的实际所有权和处置权，中央 *** 似乎也无意与地方争夺这块蛋糕。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地方 *** 是中央 *** 的派出机构，一切听命于国家的指令性计划。而在市场经济下，这种央地关系被打破，尤其是经过1980年财政“分灶吃饭”改革以及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 *** 成为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加上官员要在限定的任期内取得政绩，追求短期利益更大化成了其必然选择。
这些，虽然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并不一定就是这样，或许只能以时间来证明这次申遗到底是政治利益的驱使还是经济利益的驱使了
申遗对旅游地的影响？
在刚刚闭幕的第3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河南登封的“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和由湖南峎山、广东丹霞山、贵州赤水、福建泰宁、江西龙虎山、浙江江郎山共同组成的“中国丹霞”自然景观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的世界遗产已达40项。欣喜之余，还要老话重提：申遗之后的路该怎么走？千亿资金正流向什么股？ 每日最新资金热点揭秘！ 今日出现的超级大买单！ 下一个热点板块会是谁？ 申遗成功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当初，鲜为人知的平遥、丽江等古城因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而声名鹊起，并很快成为新兴旅游地，创造出可喜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据介绍，山西平遥1997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1998年门票收入从申报前的18万元一跃而至500多万元。丽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后，仅2000年就接待海内外游客258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13.44亿元，旅游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在丽江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达50%。从此以后，各地竞相申遗，中国形成了一股申遗热。此次成功申遗的登封“天地之中”自9年前启动申遗工作以来，登封市 *** 已投资8亿元。对许多地方来说，申遗成功就意味着出名和带来旅游业的丰厚收入，这也是一些地方投入很大成本进行申遗行动的主要原因。将世界遗产进行适度开发，发展成为旅游景点，在给当地经济带来好处的同时，通过旅游获得的资金可以用来修整保护这些世界遗产，使保护和开发形成良性循环。这样的世界遗产旅游开发，本无可厚非。但现实是，在世界遗产带来巨大经济利益面前，许多地方往往将大量资金投入到世界遗产的开发而不是保护上，只看到了眼前利益，却忽视了世界遗产保护的长远利益。这样的例子很多。山东曲阜“三孔”(孔府、孔庙、孔林)1994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随着文物管理体制的变动，“三孔”等文物景点被划归旅游公司经营管理，使“三孔”很多珍贵文物遭到人为地毁坏。很早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的泰山，1983年有关部门为了开发泰山的旅游资源，在泰山修建了中天门至岱顶的索道，繁忙的空中运输严重影响了泰山的自然和人文景观。这样严重危害世界遗产的索道，后来又扩建到了3条。武陵源风景区由我国之一个国家森林公园张家界和天子山、索溪峪两个自然保护区组成，1992年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的短短几年间，景点附近不断新建饭店和商业网点，致使景区“城市化”、“人工化”、“商业化”现象越来越突出，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地方 *** 将开发置于保护之上，申遗成功之日，往往就是遗产被大力开发之时。世界遗产景区人满为患是困扰全世界的问题，国外是想方设法控制游客数量，我国各地遗产景区接待游客数量却年年创新高。有的地方为了招揽更多游客，竞相盖起了居住价格和消费较高的宾馆，一切设置都“以人为本”，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北京大学谢凝高教授曾经说过：如果中国的文化和自然遗产能保持上个世纪70年代的状况，那么现在中国的世界遗产数量至少在100处以上。错位开发，超载开发，是中国世界遗产保护必须解决的问题。自然文化遗产资源不同于一般的矿产、森林、草地等资源，它具有独一无二性、非人工再造性和不可逆性的特征，一旦破坏将永远不可再生。为此，专家们一再呼吁：对于世界遗产来说，保持其真实性和完整性是首位的！一切的开发、利用和管理工作都必须服从遗产的保护和保存。在去年第3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德国德累斯顿易北河谷被从世界遗产名录中除名。具有18—19世纪风貌的德累斯顿易北河谷主要由古老的牧场、巴洛克宫殿、纪念碑以及自然风光的别墅花园组成。2004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当地 *** 在景区中心建一座桥，世界遗产委员会一直力图阻止大桥的修建，但没有成功，最终易北河谷被除名。
什么是双遗产
双遗产是指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物质文化遗产是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包括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历史上各时代的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等可移动文物；以及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
“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或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
“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及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
非物质文化遗产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间文学、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即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如歌圩、庙会、传统节日庆典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又称无形文化遗产，主要指人类以口头或动作方式相传，具有民族历史积淀和广泛、突出代表性的民间文化遗产，它曾被誉为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民族记忆的背影”。它包括民间传说、习俗、语言、音乐、舞蹈、礼仪、庆典、烹调以及传统医药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更大的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及其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过程来说，人就显得尤为重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确定文化特性、激发创造力和保护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因素，在不同文化相互宽容、协调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于1998年通过决议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评选。这个项目的申报有三个基本条件，一个是艺术价值，一个是处于濒危的状况，还有一个是有完整的保护计划。而每两年才审批一次，每次一国只允许申报一个。从2001年开始，该评选已进行了两次，共批准了47项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包括我国的昆曲和古琴以及新疆的木卡姆和与蒙古国联合申办的蒙古长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