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证券法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新证券法的几个亮点：1，股评“黑嘴”将受到制裁。2，申请证券上市双方需签上市协议。3， *** 可查封违法上市公司账户。4，保荐人管理、保荐制度进行调整。申请股票、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实行保荐制度的其他证券上市交易，应当聘请具有保荐资格的机构担任保荐人。5，证券发行当事人各负其责。发行人、上市公司是信息披露的义务主体，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赔偿投资者因此受到的损失；发行人、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保荐人、证券服务机构应当按照过错责任原则，与发行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发行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有过错的，也应当与发行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6，防止操纵股市采取按比例收购方式。收购上市公司部分股份的收购要约应当约定，被收购公司股东承诺出售的股份数额超过预定收购的股份数额的，收购人按比例进行收购。7，证券衍生品种发行和交易另行规定。增加条款规定：“证券衍生品种发行和交易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依照本法的原则规定。”
此次证券法修订中贯彻了“坚持依法治市，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处理好加快资本市场发展与防范市场风险的关系，加强证券市场基础建设”的指导思想。《证券法》修订将恢复股民因股市制度的种种不完善而丧失的信心，给股市带来长期利好。“保护社会公众投资者特别是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是证券法修订的最为基本的出发点，许健表示，这点在证券发行、交易和证券监管各个方面都有体现。证券法修订不是一个能立即扭转股市低迷的利好，但它为证券市场稳定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为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法律框架。
新证券法下的中小投资者保护
此次《证券法》修订的一大亮点，在于新设专章规定了投资者保护制度，并作出了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包括区分普通投资者和专业投资者，有针对性地做出投资者权益保护安排；建立征集股东权利制度，允许特定主体公开请求上市公司股东委托其代为出席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提案权、表决权等股东权利；规定债券持有人会议和债券受托管理人制度；建立普通投资者与证券公司纠纷的强制调解制度；完善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制度。
修订后的《证券法》还探索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证券民事诉讼制度，主要内容包括：充分发挥投资者保护机构的作用，允许其接受50名以上投资者的委托作为代表人参加诉讼；允许投资者保护机构按照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确认的权利人，向人民法院登记诉讼主体；建立“默示加入”和“明示退出”的诉讼机制，为投资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供方便的制度安排。明确引入中国特色的集体诉讼制度，有望进一步提高对恶性违法行为的综合处罚力度，完善证券民事诉讼程序，以期更有效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中国民事诉讼中，对代表性诉讼一直持较为审慎的态度。在前不久更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简称《九民纪要》）中，对证券虚假陈述类诉讼的代表人诉讼程序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引入了“示范诉讼”等实践中较为有效的做法，但总体上仍没有突破现行民事诉讼法关于代表人诉讼的规则。此次《证券法》修订的重大突破在于在投资者保护机构提起代表人诉讼的情况下，可按照“明示退出、默示加入”的规则进行处理。这个规定和其他国家的集团诉讼制度比较类似，但作为代表人的主体是特定的，体现了中国特色，在具体运行上还需要进一步做好与民事诉讼法的衔接。
总体而言，修订的《证券法》新增的相关条款直击投资者司法 *** 的痛点，堪称中国特色的集体诉讼制度，有利于投资者诉权的行使。一直以来，证券民事诉讼具有涉及投资者人数众多，单个投资者起诉成本高、起诉意愿不强等特点。此次一方面明确了投资者保护机构可“明示退出，默示加入”的规则，提起代表人诉讼，代替投资者 *** ；另一方面，通过公告登记、代表人诉讼等方式也大大节约了司法资源，提高了司法效率，减轻了投资者的诉累，能够加强投资者保护力度，提高投资者司法 *** 的意愿。后续可以考虑引入由国家设立的投资者保护机构作为首席原告，减少美国集团诉讼当中可能出现的原告及律师的一家独大情况，避免造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和滥诉的结果。
然而新证券法修订，仍然存在一定不足，比如新证券法中关于投资者的保护多次使用“投资者保护机构”术语，该术语实质上与“相关机构”等类似术语一致，都对权利人的权利行使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应当尽快通过出台司法解释、部门规章等方式对“投资者保护机构”具体化，以便投资者遭受损害时向适当的机构寻求帮助。同时，不论是更高法发布的《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还是《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都只针对的是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型案件存在制度缺失。虚假陈述类赔偿的诉讼条件也较为苛刻，必须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的查处结果或者人民法院生效的刑事判决，若是损害后果属于内幕交易或者操纵市场行为引发的，抑或是虚假陈述行为但未经行政追责或刑事审判，则受损投资者难以通过该诉讼方式进行救济。
新证券法增加诉讼代表的理由
新证券法实施至今，明日（4月1日）将要“满月”，其在投资者保护方面也取得了新成绩。例如，日前“在线诉调对接机制”正式落地实施，为法院和调解组织开展证券期货纠纷在线诉调对接工作提供了范本。此外，具有中国特色的代表人诉讼制度将成为司法救济的新渠道。
中山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湛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新证券法明确了投保机构在证券代表人诉讼中可依据法律规定成为代表人。同时新设“投资者保护”专章，明确了投资者分类、专业 *** 的投资者保护机构、先行赔付制度，以及新设“默示加入、明示退出”的代表人诉讼制度。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证券集体诉讼制度，有利于中小投资者进行 *** 索赔。
“与欧美成熟的证券市场体系不同，中国证券市场以中小投资者为主。投资者人数众多，互相之间信息不通，难以推举代表人，同时单个投资者损失金额小、起诉成本高、起诉意愿不强。诉讼代表人是中国特色集体诉讼制度，将更多依赖于中小投资者保护机构。”李湛表示。
据了解，此次证券法的修订，投资者保护是一大亮点，新证券法从多个维度为投资者保护提供了制度支持。
李湛认为，具体来看，一是新证券法对证券公司和投资者分别做出了规范要求。对于证券公司而言，概括来说就是要做到了解客户、揭示风险，并且明确了卖者有责；二是对于投资者而言，应当配合证券公司，按照证券公司明示的要求提供个人真实信息；三是新证券法还对普通投资者和专业投资者做出了区分，目的是为风险承受能力相对较低、投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相对不足的普通投资者提供更加充分的保护；四是有针对性地做出投资者权益保护安排；五是建立征集股东权利制度，允许特定主体公开请求上市公司股东委托其代为出席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提案权、表决权等股东权利；六是完善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制度等。
新证券法宣传系列之十三：我国证券发行的制度演变
证券发行关系到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是资本市场的基础环节，也是《证券法》的动态体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新《证券法》）最为核心的内容之一就是实行证券发行注册制。结合新《证券法》的规定，一起来了解一下我国证券发行的制度演变。
《证券法》关于证券发行的规定
我国首部《证券法》自1998年12月29日发布，历经五次修改变化，但只有2005年10月和2019年12月对《证券法》的修订涉及到证券发行规定的修改，其余三次修正均未涉及。证券发行具体包括首次公开发行新股、上市公司发行新股、公司债券发行等内容。现以《证券法》关于证券发行的基本规定为主线来了解其法律依据，具体如下表：
证券发行演变概况
证券发行一般指公司为筹集资金而向投资者出售股票、公司债券以及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证券的活动，分为公开发行和非公开发行。非公开发行主要是指向一定数量的特定对象发行证券，比如公司内部股东、员工或有关的专业机构等。公开发行主要是指向社会公众发行证券，由于涉及公众利益，《证券法》要对公开发行行为进行规制。
实际上，在我国首部《证券法》制定之前，实践中证券公开发行实行的是审批制。审批制是以行政为主导，通过额度管理或指标管理来实现的，即在宏观上制定当年度的证券发行总规模（额度或指标），在确定的规模范围内推选符合条件的公司，进行发行申报审核。我国首部《证券法》重申了证券公开发行的审批制，保留了公司债券发行的审批要求，同时也明确了股票公开发行的核准制，具有向证券发行逐步市场化迈进的趋势。
随着社会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发展，2005年修订后的《证券法》明确规定证券公开发行实行核准制度。核准制一般指发行人发行证券要符合证券发行的条件，证券主管机关有权依照法律法规对发行人提出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发行人得到核准以后，才可以发行证券。核准制取消了指标和额度管理，并引入证券中介机构承担相应职责，其制度初衷是为了保证发行上市的证券和上市公司的质量，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是符合我国当时资本市场发展水平的，相较于“行政强制色彩”浓厚的审批制，已具有相当的进步性。
注册制的全面推行
注册制是以信息披露为核心，市场化程度更高的证券发行方式。按照全面推行注册制的基本定位，新《证券法》对证券发行制度作出系统修订，为全面推行注册制打开了制度之门，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全面推行证券发行注册制度。“全面”体现在无论是首次公开发行新股，还是上市公司发行新股，以及公司债券、存托凭证等证券的公开发行均实行注册制。同时授权国务院对“证券发行注册制的具体范围、实施步骤”进行规定，为实践中注册制的有序实施提供了依据，预留了空间。
其二，精简优化证券发行条件。新《证券法》将首次公开发行新股应当“具有持续盈利能力”的要求，改为“具有持续经营能力”，同时将“财务会计文件无虚假记载”及“无其他重大违法行为”等内容进行优化及具体化。此外，取消公司公开发行债券的净资产规模要求以及“累计债券余额不超过公司净资产40%”的要求限制等内容，大幅度简化公司债券的发行条件。
其三，强化注册制下证券发行的信息披露要求。新《证券法》第19条规定:“发行人报送的证券发行申请文件，应当充分披露投资者作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所必需的信息，内容应当真实、准确、完整。”并要求证券服务机构和人员依法合规、尽职尽责，“保证所出具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同时新《证券法》还在第五章设置专章对信息披露进行系统规定。
此外，新《证券法》简化了证券发行程序，取消发审委制度和承销团强制承销制度，并对证券欺诈发行责令回购制度等内容进行规定。细数我国证券发行的制度演变概况，本次新《证券法》对于证券发行的修订最为系统全面，新《证券法》在总结科创板注册制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通过顶层设计为全面推行证券发行注册制提供了法律供给，彰显了制度与现实的融合，也标志着我国资本市场进入了全新的时代。
新《证券法》在强化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方面作了哪些规定？
上市公司是国民经济的“基本盘”，是经济发展动能的“转换器”。长期来看，上市公司质量制约着资本的形成效率和运营效果，决定了资本市场的长期趋势，体现着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效能。上市公司质量的提升，有助于全面促进实体经济安全。新《证券法》设专章规定信息披露制度，完善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基础性制度，以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
其一，更加强调信息披露有效性。在强调信息披露应当真实、准确、完整的基础上，对于发行上市及持续监管环节的信息披露，新《证券法》明确了充分、及时、简明、公平、同步等披露要求。
其二，扩充义务人范围和具体披露事项。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管以及做出公开承诺的主体，都纳入信息披露义务人范围。增加和细化了临时报告的重大事件范围，完善了定期报告制度，扩大了董监高信息披露保证责任范围。
其三，建立自愿信息披露制度。将实践中上市公司的自愿信息披露行为纳入规范范围，除遵守法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等原则外，明确自愿信息披露的相关性、一致性等要求。
其四，确立公开承诺披露制度。为了营造诚信的市场环境，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新《证券法》要求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做出公开承诺的，应当披露，遵守新《证券法》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
其五，加强对上市公司收购的披露规范。新增持股达到5%后每变动1%应当披露和违规增持股份限制表决权的规定，在权益变动披露报告中增加增持股份资金来源和股份变动时间及方式两项内容，对收购要约变更作出限制性规定，取消协议收购中要约收购义务豁免的行政许可，延长收购人的股份持有期限。
新《证券法》下，为了支持上市公司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对突发事件，维护经济安全，上交所在监管方面做了哪些安排？
针对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企业融资和并购重组等方面遇到一些新的挑战，在遵守新《证券法》相关规定前提下，上交所全面落实五部委通知和 *** 规定，做出适应性的监管安排，支持上市公司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对突发事件，维护经济安全。
其一，优化科创板审核工作。放宽审核时限，自2月3日起科创板首次公开上市审核、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及其他相关审核中发行人回复时限等规则规定的审核时限，以及发行人更新财务报告的时限，予以中止计算。正常推进受理和审核，支持鼓励与疫情防控相关的科技创新企业在科创板上市，相关企业申请材料齐备的即报即受理，组织熟悉生物医药行业的专业审核人员集中攻关、快速审核。通过审核系统在线办理业务咨询并简化咨询流程，响应时间不超过2个工作日。
其二，优化发行承销服务。及时调整待发行与发行中企业发行日程，鼓励通过互联网和 *** 方式开展非现场路演。研究创新服务方式，拟通过线上直录播方式举办上市仪式。支援湖北省上市公司，免收湖北省上市公司2020年上市年费，免收2020年湖北省新上市公司上市初费和上市年费。
其三，优化信披监管和服务。做好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召开、限售股份上市、债券付息兑回等相关公告及业务梳理，对相关业务事项作了衔接安排。针对受疫情影响部分上市公司审计难以正常开展，导致公司无法按期披露2019年年报和2020年一季报的情况，发布《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做好2019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对确实因疫情影响难以在2020年4月30日前披露经审计年度报告的公司，允许延期披露，原则上应不晚于2020年6月30日。同时，落实适当放宽并购重组业务相关时限。
其四，加强上市公司风险排摸。之一时间组织力量摸排上市公司复工复产情况，了解疫情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了解未能复工复产的原因和面临的实际困难。根据掌握的实际情况进行深入分析，针对上市公司主要面临的复工难、物流不畅、资金流等压力，有针对性地研究提出相关解决建议方案。同时，严密关注二级市场波动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对濒临退市公司的风险因素予以重点关注，对疫情防控概念股炒作等类型化问题进行密切跟踪，对股票质押等可能影响市场整体运行的风险进行排查。